作者：譚洪安
1915年歲末，北京東交民巷的高檔餐館里，常有一位氣度不凡的七旬老者獨自前來用餐，每次都指定要煙臺張裕白蘭地，并對侍者說：“你喝過這酒沒有?我走遍世界，從來未喝過這樣的好酒，真是舉世無雙呀!”他甚至會親自斟滿一杯，請侍者一起品嘗，非讓人家連聲說好才許離開。
這位老者不是別人，乃是時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、號稱“南洋僑商首富”的廣東潮州籍華商張弼士。
那一年年初，74歲高齡的張弼士作為北洋政府委派的“中華游美實業團”團長，率代表赴美國舊金山參加“巴拿馬—太平洋萬國商品比賽會”，他一手創辦的煙臺張裕公司出品的白蘭地葡萄酒，在賽會上一舉奪得金獎。
如此說來，也難怪這位大半生傾心于實業投資的老人家，要好好地自豪一番了。
首富釀酒
張弼士本名張振勛，字弼士。他與煙臺結緣，最早還要追溯到盛宣懷“治煙六載”(1886~1892年)時期。
話說張弼士年輕時從廣東老家漂泊南洋謀生，在巴達維亞(今印尼首都雅加達)經營酒行起步，以承包酒稅、典當稅和鴉片煙稅發家，逐步在南洋各地涉足墾殖、航運、采礦、銀行與藥業，全盛時期，全部資產折合白銀七八千萬兩，幾乎相當于晚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。
張弼士名震南洋，自然受到急于引進資本興辦實業的清廷洋務派人士矚目。光緒十七年(1891年)，他應時任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的盛宣懷之邀，到煙臺會商修鐵路、開礦石等事宜，言談之間提及煙臺出產葡萄。張弼士在南洋賣酒多年，對利用本地質優價廉的葡萄釀酒深感興趣，雙方一拍即合，張弼士負責引進國外一流釀酒師及設備，盛宣懷答應由上海玻璃廠供應大量酒樽。
經過三年籌備，1894年，張弼士通過盛宣懷(時已離開煙臺，調任天津海關道)獲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的批準，在煙臺開辦釀酒企業，得到在直隸、奉天山東等省生產銷售專利15年、免稅3年的特殊優惠政策。張弼士在南洋及國內獨資經營的企業，取“昌裕興隆”的吉兆，均以“裕”字為名，故煙臺公司定名為張裕。
張弼士是個成熟老練的企業家，對投資煙臺張裕做過嚴格的成本和市場核算。據1898年他本人留下來的手記所載：每100畝土地一次性種植支出(地價、葡萄種苗、種樹用竹竿等)，需銀洋兩萬元，每年運營支出(人工、肥料及雜項等)需銀洋2000元;而種植3年后收成時，可產葡萄2500擔(每擔100斤)，釀酒1萬箱，加上裝箱、酒樽、瓶塞等費用，生產成本約銀洋1.2萬元。
這100畝地里產出的1萬箱葡萄酒，大概能賺多少錢呢?
張弼士把生產成本、稅費、設備折舊及借貸利息刨去，認為每年利潤應在銀洋兩萬元以上，而種的葡萄越多，生產規模越大，利潤就越高。他信心十足地斷言：“如能做至十萬箱可得息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元，或至四十萬箱，獲利可在百萬以上。”
經高薪聘請的外籍釀酒師提議，張弼士斥資從奧地利等歐洲國家搜購名種葡萄近百萬株移植到煙臺，以改良本地品種。1898年前后，張裕煙臺葡萄園已占地400多畝，后來又陸續擴展至兩座各700余畝。張弼士在煙臺歷年合計總投資300萬銀洋。
起初，因張裕葡萄酒是“土制”，在國內各大商埠市場上，很難與地道的進口洋酒正面競爭，反而在張弼士的生意大本營南洋，以其祖國鄉土情調備受華人歡迎，后來也有不少銷往東北三省及俄國。至1914年一次大戰爆發前夕，張裕葡萄酒年銷售量100多萬樽(10萬箱左右)，只是初步達到了張弼士當年的預期。
“政記”傳奇
1915年，張裕白蘭地巴拿馬萬國賽會上一舉奪金，在國內名聲大噪，張裕葡萄酒銷量很快升至最高峰的200萬樽(約合15萬箱)，烈士暮年的張弼士喜不自勝。而幾乎同一時期，煙臺“二張”中的另一位能人——“北方船王”張本政，剛迎來他經商生涯中的第一次高潮。
張本政祖籍山東文登(今屬威海)，1865年生于旅順，家境貧寒，曾以當童仆及賣菜、賣木炭等為生。甲午戰爭前后，在日本人高橋(據說是日方間諜)在旅順的小酒店里打雜。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后，他隨高橋一起到日占威海衛，后來又到了煙臺。
高橋在煙臺開辦的洋行主要賣煤，自備輪船往返煙臺與大連之間，兼營客貨運輸。高橋賞識張本政為人忠心且勤奮謹慎，將部分業務轉讓給他經營，于是張本政得以與人合股開了德合洋行，專做輪船代理生意。
日俄戰爭(1904~1905年)后，日方以德合洋行另一合伙人親俄為名沒收了兩艘輪船及800余袋面粉，張本政趁機疏通關系，低價把這筆資產收入囊中，發了一筆橫財。而高橋年邁時退休回國，也把船賣給張本政，并同意延期付款，張本政將船名改為“勝利”，自此擁有了一支小型船隊。隨著業務擴大，他又陸續添置了數艘“利”字號客輪，噸位從二三百噸到千噸不等。
1906年，德合洋行改稱政記行，但畢竟還只是一家私人小企業，在極為講究社會信譽的航運業里名聲不夠響亮。張本政遂設法募集資本500萬元，成立了政記輪船有限公司，其中張本人及其親屬占近3/4股份。政記輪船總行設在煙臺，分行有天津、大連、安東(今丹東)、龍口、青島、上海七處，其他沿海各主要港口大多設有代理行。在煙臺、大連等港口，政記擁有船塢碼頭、五金行、修船機械廠，也涉及各種企業投資。
1914年一戰爆發，歐洲列強無暇東顧，德國更實行“無限制潛艇戰”攻擊各國商船，國際船價及運費飛漲。但即便漲至原先的二三十倍，仍然供不應求，貨主為搶船期，不惜主動加價。政記輪船應時而起，飛黃騰達，用張本政的話說就是“在那時我一分鐘能進100元”。
當年煙臺張裕的葡萄酒，通常都由煙臺船運至大連中轉，再銷往東北三省及俄國，相信不少會由政記旗下的輪船承運。
1920年直奉戰爭爆發，登州籍直系軍閥吳佩孚兩次征用政記公司輪船10余艘，約占全公司船只總噸位1/3，前后三個多月，導致政記每天入不敷支。情急之下，張本政向大連的日本銀行借貸現金周轉，日方則借機欲全部收購政記輪船，以獨占華北航運。據說張作霖得知消息后，急召張本政到奉天(今沈陽)，當面對他說：“船我交涉發還，其他問題有錢可以解決。”
張作霖又委派麾下的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到大連警告張本政，決不可將船賣給日本人，并承諾投資100萬元。后再把一戰時自奧國沒收過來改名“中華號”的萬噸商船等三艘輪船(合計噸位13600噸)撥歸政記經營，等于奉系折價入股。幾經周折，政記總算逃過一劫。
此起彼落
1928年前后，隨著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定鼎南京，國內抵制洋貨、抵制外船的運動此起彼伏。愛國熱情鼓舞之下，很多中國貨主非等本國船自運不可，政記輪船在北方華資航運公司中一枝獨秀，迎來了第二個黃金時代。
張本政又抓住一戰之后世界船價暴跌的良機，大量買進新船和二手船。原來國際上新船造價每噸500到1000元，政記買下的一艘5000噸歐洲輪船，竟只花了區區兩萬元，一艘千噸日本輪船，也只花了1.2萬元。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止，政記旗下計有32艘輪船，自100噸至6000噸不等，總噸位近6.5萬噸，這還不包括奉系劃撥后來轉租出去的那三艘大船。
全盛之時，政記企業實際資產估計達幾千萬元，張本政也成為當時業界公認的“北方船王”。
但在張本政有驚無險，再戰江湖的這段日子里，曾經撐起煙臺工商業半邊天的張裕公司，卻沒有那么好的運氣了。
1915年11月張弼士自美回國后，獲選為全國商會聯合會長，商界同仁一致通過他率團訪美時達成的合組中美銀行、中美輪船公司協議案。1916年5月，為落實有關招股事宜，他不顧年事已高，冒著酷暑專程返回南洋發動當地僑商募資，不幸積勞成疾，病逝于巴達維亞。
張弼士逝世后，煙臺張裕由其子侄輩接手經營，十數年間，發展尚屬平穩。可是1930年一場燒了三日三夜的大火，讓張裕元氣大傷，從此走向下坡。個中事由，說來話長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1930年2月4日清晨，煙臺張裕釀酒公司突發通天大火，公司整整三層樓二百余間房，包括生產廠房、機器設備及營業廳，幾乎盡毀，損失總計達30萬銀元。
據煙臺《東海日報》當時報道，該大樓鍋爐房的煙囪經過儲藏室通到樓外，煙囪漏火點燃室內堆滿的木箱、稻草等，此處僻靜夜里無人，初時未被發覺，加之時值冬末，北風乍起，火借風威，燒將起來，一發不可收拾。接報趕來的消防人員全力撲救，仍無濟于事。
盡管張裕藏于大樓地窖內的大批桶裝葡萄酒得以保全，屬不幸中之大幸，但這家頭頂耀眼光環的民族資本標桿企業，經此重大天災打擊，其累積多時的經營困難和矛盾，一夜之間暴露于世人眼前。
張裕公關術
且不提創辦人張弼士南洋僑商首富的巨大號召力，也不提人盡皆知的1915年舊金山“萬國商品比賽會”上金獎白蘭地載譽歸來，光是“國父”的一幅親筆題詞，就足以讓好幾代張裕人引以自豪了。
1912年8月21日，卸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四個多月的孫中山，應“接班人”袁世凱之邀，乘船赴北京共商國是。途中在煙臺港登岸考察，專程到張裕公司參觀并品嘗葡萄美酒，興之所至，揮筆題贈“品重醴泉”四字。“醴泉”意即甘甜之泉水，典出《禮記》：“天降甘露，地出醴泉。”孫中山借此一語雙關，既稱贊了張裕之酒品，也褒揚了張弼士之人品。
此時，這位大革命家無官一身輕，正四處宣講其雄心勃勃振興實業的“建國方略”，張裕公司無疑是他號召工商界學習的好榜樣。張弼士早年回國投資時雖屢獲李鴻章、盛宣懷等前清大員照應，卻曾秘密組織僑商資助反清革命，又同意兒子加入同盟會，自然樂意借助民國元勛的崇高聲望，提高張裕葡萄酒在國民心目中的影響。
此后，來訪張裕留下墨寶的名人政客不少。如大名士康有為1917年和1927年兩度光臨，且賦姊妹詩抒懷，傳為佳話，張學良、宋子文及古應芬(國民黨元老，張氏家族的廣東老鄉)也先后欣然揮毫。
張弼士發家于南洋，但頗善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鄉緣、族緣以助力商務。他以同為“清河后人”(相傳天下張氏均出自古青陽國，即今河北清河縣)為由，與晚清重臣張之洞、狀元實業家張謇以及勢力一度覆蓋華北的奉系首腦張作霖，都先后有過來往。
1916年，張弼士病逝于巴達維亞(今印尼雅加達)，張裕公司先由他兩位侄兒，再由長子張秩君、嫡孫張世環相繼掌舵。張秩君謹守乃父遺教，與少帥張學良以“同宗世好”名義相結交，與奉系悍將、直魯聯軍總司令(1925年底~1928年初在任)的張宗昌攀親，為張裕立足煙臺取得了地方實力派的支持。
據說有一次張宗昌到煙臺巡視，張秩君在張裕公司設宴款待，席間也請張宗昌題詞留念。張總司令出身綠林，哪懂得舞文弄墨?遂吩咐秘書代筆。那秘書低頭苦思之際，張宗昌一眼看到墻上高懸的孫中山手書“品重醴泉”橫幅，立馬對秘書說：“用不著咬文嚼字了，給我寫上‘醉臥沙場’四個字吧!”
后來韓復渠任山東省主席期間(1930年9月~1938年1月)，派人刺殺了已經失勢的張宗昌，而張秩君次子張世鈁，還是在韓氏治下，謀到了文登縣(今屬威海市)縣長一職。
就在韓復渠入主山東前半年許，那場突如其來的大火，把主持張裕大政的張秩君，燒了個焦頭爛額。
繁華付流水
張弼士創辦經營張裕多年，累計投入銀洋共計300萬元，在煙臺周邊置丘陵地數千畝種植葡萄，并建筑廠房、酒窖，購買國外先進機器設備等。企業規模確實越做越大，又借助名人效應，重視市場宣傳，海內外聲譽一日高過一日，但內部也出現了重大隱憂。
一次大戰期間(1914~1918年)，張裕葡萄酒年產量達到張弼士期望的200萬樽左右，同時海運保險和外來原料均漲價，生產營銷成本上升，公司盈利未見顯著增加。而1909~1918年的十年間，張裕持續擴張及日常運轉的巨額開銷，均是依靠變賣空地和公司房產，以及南洋匯款支持，至1919年時借外債已達18萬元。
1930年大火過后，張裕葡萄酒生產陷于停頓，時任經理張劍師私自潛逃，公司資金鏈面臨斷裂，人心浮動，張秩君不得不親自四處奔走求援。然而，此時距張弼士辭世已十多年，他在南洋遺下的龐大產業早遭篡奪吞并，再無力“輸血”。張秩君回到老家廣東，向眾多親友們哭窮求助，可惜世態炎涼，昔日大富豪，今天窮親戚，誰見了都躲。最后他唯有動員自己的七堂妻妾以及六個女兒，捐出部分私房錢和金銀首飾(其中一位女兒獻出黃金30兩)，但仍與復廠需求相去甚遠。
萬般無奈之下，張秩君只得重返煙臺，以張裕公司全部資產作抵押，向中國銀行煙臺分行借款40萬大洋，自此，張裕的實際控制權落入他人手中。幾經艱辛，張裕總算復工，因長時間停產，原料供應不繼，市場又被競爭對手乘機瓜分，加上資金周轉困難，賒銷賬期不能滿足批發商要求，銷路遠不如前。其后張秩君被迫再向私人錢莊借高利貸，泥足深陷，越發無法自拔了。最終，張裕由中國銀行煙臺分行代管，該行行長徐望之兼任公司經理。
此時此刻，張裕的凄涼境況，很像大約10年前南通張謇“大生商業王國”破產倒塌的情形。所不同的是，晚年的“狀元企業家”眼睜睜地目睹自己一生心血付諸東流，而曾與之唱和往還的張弼士，已看不到這一切了。
抗戰全面爆發后，1938年2月初，侵華日軍占領煙臺。此前張秩君為避戰火已返回原籍廣東大埔縣，其子張世環留下來維持局面，日本人派員駐廠監督。受戰火所累，張裕葡萄酒更加滯銷，處于半停工狀態，大片園地里的葡萄爛掉也無人管。倒是因戰時需求，玻璃、藥樽等成為搶手貨，張裕附屬玻璃廠一度加班增產仍供不應求。
抗戰勝利后，國民政府赴煙臺接收人員對張裕需索無度，中國銀行也不斷催繳40萬元貸款八年利息。心有余悸的張秩君不肯復出收拾張裕殘局，張世環只好又一次回到廣州，試圖出賣父祖留下產業籌措資金，但遭遇比他父親更慘，居然一無所獲。最后，他背負一身重債，回到煙臺后唯有黯然宣布公司破產。
1949年后延續至今的張裕，已是地道國資釀酒企業，與昔日的張弼士家族，沒有半分資本上的關系了。
政記與政治
回過頭來再看看，芝罘“二張”中，祖籍文登縣的“北方船王”張本政抗戰前后是何境況。
前文已述及，自1928年到1937年，是中國經濟發展短暫的“黃金十年”，其實也是總部設在煙臺的政記輪船公司的黃金十年，政記旗下輪船增至30余艘，總噸位近6.5萬噸，控制資產達幾千萬銀元。
當時，張本政的心態和處境頗為微妙。政記輪船的主要運營部門及大量航運業務，都以日本殖民控制下的大連為樞紐，他本人常住大連，日本武官是他辦公室里的常客，政記雇傭的日籍職員，1929年時甚至在大連公園內專門為他立了一尊塑像。
1937年春，日本侵華野心表露無遺之時，張本政對親信下屬說過：“我們買賣人不要問政治。”可見，他只是將事關中華民族存亡之危機，與一般國家間的政治紛爭等同。
“七七事變”后，中國北方海面完全被日本海軍控制，日方勒令來往大連、煙臺等港口的中國船只，全部充作戰時補給船，一般中國船東無力逃避，唯有消極應對，政記亦不例外。1938年，政記公司的茂利等五艘貨輪裝貨到香港，蔣介石國民政府駐港代表向港英當局法院提出：“政記公司有中國政府股份，我們不能用政記的船裝運利敵物資。”這五艘船自此在香港扣留了很長一段日子，期間遭遇幾次強臺風，各船損失慘重。后來日方及政記出面交涉，有兩艘船得以北返，其余三艘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時，日軍作為戰利品霸占。
另據政記公司青島分行經理李云階(張本政的外甥)回憶，法國在歐洲戰敗后，維希傀儡政府不允許殖民地越南繼續接收、存儲海外輸入中國支持抗戰的百萬噸軍火物資，中方急需將之轉運內地，故調用政記的船只代運及作臨時倉庫，這些船只因長期停泊而遭臺風襲擊受損。
還有一種說法是，此時張本政想以香港為新的基地，派出噸位較大的幾艘船經營往返南洋的航線，以免重慶政府征用。
總而言之，張本政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，是漢奸還是忍辱負重的商人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
1942年，日本人干脆把華北沿海所有中國輪船變相沒收，成立華北輪船聯營社，政記旗下有3艘合計噸位2000余噸的輪船“入股”。這3艘船，與其余被日本人強行征用的政記船只命運類似，大多在戰爭后期，被占據空中優勢的美軍飛機在吳淞口、山東沿海及連云港等處炸毀炸沉。
人去財空的張本政，本人結局也不佳。日本投降后，他一度牽頭聯絡商界人士成立“大連地方自衛委員會”，以維持社會治安。但因政治態度上明顯傾向南京國民政府，1947年，中共主持下的大連人民法院，以“附逆禍國”罪判處其12年徒刑。后來，已經80多歲的張本政借保外就醫為由，逃往國統區，輾轉沈陽、天津、上海等地，1951年在天津再遭逮捕，被處以極刑。
近年來，有大連民間作家以張本政為原型，寫作長篇小說，試圖為其洗脫“漢奸”罪名。但那段交織著國仇家恨、政治紛爭以及政商權謀的如煙往事，的確是撲朔迷離，又怎會輕易翻案呢?
